叶永烈与戚本禹聊及田家英
1988年8月20日，我在上海探望了戚本禹。我们聊了两个小时，直至中午12时整，有人叫他去吃中饭为止。
我跟戚本禹作自在安闲的发言。他很健谈，头脑敏锐，喜好不时反问，并且看得出，他的消息相当灵识，种种书报都看。尤其是关于“文明大反动”的文章，他见到了，总要细看。
戚本禹提到了香港报纸的一些报道，以为那是胡吹。他说，一家香港报纸称他是“山东大学汗青系毕业”等等。他报告我，他基本没上过大学！
戚本禹又提到四川一家杂志上的迩来公布的一篇文章，听说是“纪实”，实践上违反内幕。那篇文章写了毛泽东1965年12月21日在杭州的一次紧张发言，提到毛泽东谈及戚本禹的《为反动而研讨汗青》和姚文元的《评新编汗青剧＜海瑞罢官＞》两篇文章。那篇文章说，毛泽东发言时，戚本禹在侧。戚本禹报告我，他事先并不在杭州！事先“在侧”的是陈伯达、胡绳、艾思奇、关锋和田家英五人。戚本禹说，那篇文章形貌了毛泽东发言时，他的心情以及与毛泽东的对话。作者事先基本不在场，那些“心情”、“对话”从何而来？这怎样能叫“纪实文学”？
我报告戚本禹，我请关锋谈了毛泽东那次杭州发言的情况。戚本禹说，关锋的话是可靠的。毛泽东在杭州发言提到姚文元和他的文章时，关锋在座，他不在座。因此，关锋的追念是很紧张的，是当事人。
戚本禹说，像你如此采访当事人，那就很好。
他思索了一下，对我说：“我是学汗青的，本人又有过那么一段迂回的汗青。我的汗青教导是，写文章要实事求是，如此才经得起汗青的磨练。你如今做的事情，是汗青学家做的事情。”
他又直率地问我：“从你的一些文章中可以看出，你是了解情况的，但是，偶尔屡屡避开某些内幕不谈－这约莫由于你的文章要公开公布，而要在如今公开公布，有些事不便利谈，不得不这么做。”
我说是有如此的情况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