北京曾有座隋代古刹白马寺？火德真君庙始建于唐贞观年间？存疑的隋唐寺庙传说
北京地区有一些始建于隋唐时期的寺庙，好比云居寺始建于隋末唐初，戒台寺始建于唐武德五年（622年），潭柘寺更早些，始建于西晋永嘉元年（307年）。除此之外，史料中曾提及多处隋唐时期的寺庙，此中有一些寺庙的始建时间仍有争议。
宣南白马寺留有石幢吗？
众人皆知洛阳有白马寺，但对北京境内曾有过的白马寺就知之甚少了。在一些文史材料中，曾提到这座“白马寺”，且说它是隋代古刹，这种说法靠谱吗？
朱彝尊的《日下旧闻》中，纪录着古刹“白马寺”的信息：“宣南坊白马寺，隋刹也。殿后尊胜陀罗尼幢上刻‘仁寿四年正月上旬造’……其东有 僧塔，塔前有古碑，已为打劫者所毁矣。”朱彝尊生存在清初康熙年间。依照他的所闻所记，白马寺的僧塔、古碑已不成考。到了乾隆年间于敏中等人编纂《日下旧闻考》时，白马寺已毁，地点地倒是留下了“白马寺坑”的名字。而隋代的石幢，连同僧塔、古碑“俱无考”，分析皆已散失了。倒是明代翰林院学士张元祯、工部尚书张文宪所撰文的两通古碑，在清中叶仍存。
在张元祯所撰文中，对白马寺始建的时间较为一定“隋仁寿年间创建，年久废弛，惟基址犹存”。这里并没有说到留有石幢一物。而张文宪所撰文中，则云“听说隋仁寿年所立”，并且相反没有提及可以证实白马寺始建于隋代的石幢。这就有点儿意思了，张元祯和张文宪是明朝中期的官员，朱彝尊则在清朝康熙年间的官员。清朝朱彝尊所能见到的石幢，居然在明朝张元祯和张文宪的笔下缺失。这能分析什么？尊胜陀罗尼幢大概不是白马寺遗物，它有约莫是来自其他的寺院。如此一来，白马寺是隋代古刹的结论，便靠不住了。
位于白纸坊的崇效寺，现在只留下一座清代制作的藏经阁。此地不休以来是以绿牡丹、墨牡丹等珍稀花卉出名。在朱彝尊的《日下旧闻》中，曾提到崇效寺是在“唐贞观元年（627年）所建佛寺故址”重新制作的。之以是认定崇效寺制作于这一年，只因清代中叶尚留存的一通古碑。这通古碑由明代嘉靖年间郧阳府知府夏子开所撰，文中写道：“神京之宣武门外，古刹一座，创自唐贞观元年，宋元末因罹兵火，日就倾颓。至正初为好善者重葺，赐额曰崇效。”于敏中等人在编纂《日下旧闻考》中，特意说了一句“谓（崇效）寺创于唐贞观元年者，只据碑文所载，他书不成考也”。分析在清代中叶，崇效寺的始建年代便已成谜。
几多年已往了，有关“崇效寺初建”仿佛有了新的说法：该寺是幽州节度使刘济舍宅制作。刘济崇信佛教，为了表达本人的忠诚，特意将本人的住宅改建成了一座寺庙。刘济承继幽州节度使的时间，是从贞元元年（785年）至元和五年（810年），这与“贞观元年”相距一百多年。由此看来，崇效寺的始建时间，也是有疑问的。
海市蜃楼的火德真君庙
火德真君庙
火德真君庙，也许是中轴线上最早显现的一处修建群了。就在火德真君庙灵官之殿前的分析牌上，标注着该庙（宫观）的始建时间是唐贞观六年（632年）。云云具体的时间，想必应该有古碑或文献的纪录吧。待我翻阅与此有关的各种文献时，居然深陷迷雾。
明末清初，孙承泽所著的《天府广记》中，有“火德真君庙，唐贞观中建”的笔墨。到了刘桐、于奕正编写《帝京景色略》时，只改了一个字，即“火德真君庙，唐贞观中址”。贞观是唐太宗李世民统治时期的年号，从627年至649年。有关“贞观年间”的说法，惹起了朱彝尊的猜疑。于是，他在编写《日下旧闻》的时分，将“唐贞观中址”去掉。火德真君庙创建的时间，改成了“元至正年”。待到于敏中等人编纂《日下旧闻考》时，对朱彝尊的“节录省文”仿佛并不认同，于是把孙承泽、刘桐、于奕正的说法重新展现。但此事的原形并未明白，反而越发蹊跷。
依据于敏中等人的观察，乾隆年间火德真君庙里留存着几通碑。然“殿前二碑虽存而无字”，后殿“有嘉靖癸亥重修碑，碑字剥落不成读”。至于清顺治年间的三通碑、乾隆二十二年的重修碑等，亦未附录于文中。由此看来，火德真君庙的始建时间，还无法取得碑刻笔墨的佐证。
现现在，火德真君庙里并未留存下具有文献代价的古碑。
刘桐、于奕正在《帝京景色略》中，还不吝笔墨地报告了有关火德真君庙“传奇故事”。此中的一段，提到了天启年间“王恭厂爆炸”。这起严重事故的产生地点，是在位于内城东北一隅的光芒胡同（此前叫棺材胡同）一带。从明末留存下去的诸多历史与公家条记中，都对此事有过纪录。但被录入《帝京景色略》的时分，作者又耳食之闻、添枝加叶地增长了如此一段笔墨：“天启六年五月初六日已刻，北安门内侍忽闻粗细乐，先后过者三,众惊而迹其声,自庙出。开殿审视,忽火如球,滚而上于空。众方仰瞩,东北震声发矣。望其光气,乱丝者,海朝头者,五色者,黑灵芝者,起冲天，王恭厂灾也。”这段笔墨，译成白话文便是：天启六年（1626年）五月初六日上午十点钟支配，皇城北安门的几个内侍卫听到后门桥四周三次响起鼓乐之声。满脸疑惑的内侍们循声而来，发觉声响是源于这座火德真君庙里。推门而入，掀开大殿，令人惊呆的场景显现了：只见从殿内冲出来一个宏大的火球，直奔东北朝向而去，不一会儿，火球飞去的朝向传来一声巨响，那便是“王恭厂爆炸”。
这段笔墨刻画得出色至极，但也令人匪夷所思。一个斜穿半座都城的大火球，出自内城中轴线旁的火德真君庙，落在内城东北隅的王恭厂。这段故事让人听起来总以为匪夷所思。
安静寺是尉迟敬德所建？
安静寺
安静寺内安静钟
昌平多古刹，有的被追溯至唐代。
在南口镇西的花塔山前，有一座远近出名的古刹“安静寺”。
依据《日下旧闻考》的纪录：“花塔村在（昌平）州城东南三十里，有安静寺，唐建。”除此以外，再无一言。安静寺始建于唐代的说法，也在清康熙年间《昌平州志》中显现过，但也很大略。
倒是当地的官方传说，比力完备地报告了安静寺的由来：该寺由唐代名将尉迟敬德监造，唐太宗李世民亲笔御书“敕赐安静寺”。因李世民是率将士南征北讨才得天下，又亲见瓦岗兄弟各为其主而反目为仇，或以怨报德。而他本人又是经过“玄武门之变”从兄弟手里夺得的天子，并在战争年代多次罹难，几乎丧命，故愿“天下宁静”，再无战事，以是取名“安静寺”。这段有鼻子有眼儿的传说，基本上没有碑刻或汗青文献来佐证。
更故意思的是，说“安静寺修造于唐贞观年间”都算小觑了它。依照当地传播的说法，安静寺大概初建于晋代。于是，在大众中以谣传讹地显现了如此的俗谚“先有安静寺，后有潭柘寺”，以分析该寺的久长汗青。
现在发觉的安静寺内年代最早的碑刻，是明成化六年《大明都知监阉人崔公寿藏碑》。依照碑文纪录：明成化三年（1467年），居庸关守备阉人崔保在花塔村买村民何氏地，预建生圹一座。在生圹左侧建佛寺一所，右侧建禅堂，成化五年（1469年）完工。另据明代《（昌平）西关志》的纪录：“安静寺，在关东北三十三里，成化戊子本关阉人崔保立，有辽阳张昇撰碑以记其事”。由此可推知，安静寺的前身是明成化年间阉人崔保的坟场。既然云云，尉迟敬德始建安静寺的故事，就显得不太靠谱了。
（文中图片均为高申拍照）
（原标题：存疑的隋唐寺庙传说）
泉源：北京晚报 | 作者 高申
流程编纂：U016
